献给王夫人
我在人民医院做的鼻炎手术，住院地点在白塔寺附近的人民医院住院部。术后等待康复的那几天，我常常穿着能装三个我的肥大斑马病号服，来到三楼的小露台上眯着眼晒太阳，眺望不远处的白塔，怀想多年以前我的偶像王朔曾在此一带向人兜售三株口服液。
养病是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悠闲时光，生活压力统统挡在医院以外，毫无罪恶感地享受亲人无微不至的照料。尤其是鼻炎这种小疾，无性命之虞，也不影响吃喝走动；与目瞽耳聋等残障相比，应该就属闻不见味儿最轻了，因此即使在五官科病房里，我也显得仿佛是在休假而不是住院。至于其他的病友，有的眼球摘除，有的耳蜗再造，头上斜缠着厚厚的绷带，面目狰狞，反应迟缓，令人心中厌恶。不过比起相邻的脑科病房，五官科已经算是正常人了。脑科里面有些做过开颅的病号，口歪眼斜，有的半身不遂，有的全身不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看到他们顿觉生命了无趣味，尚不如一株树那么招展自然。时不时还从里面抬出一位白布蒙头的出来，让人真觉得万物无常，生生死死，如露如电，不过都是一些形式而已。
有一个脑科的病人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既没有一瘸一拐地拖拉着脚在走廊里徘徊，也不曾单手举着输液瓶子匆匆赶往卫生间；他浑身上下没有纱布和管子，举止优雅，言语清晰，如果不是身上的病号服，他更像一个陪床的家属而不是病人。那天他也来到露台上晒太阳，仅有的两把相邻的躺椅被我俩霸占。他大概三十来岁，面容白皙，戴着眼镜，坐下后就拿出随身的一本书读了起来，似乎这里不是人民医院的住院部，而是某个日光充足的沙滩。我偷偷打量他，想找出他被动过刀的地方——能来住院部的人都不会仅是头疼脑热，一般少不了引刀成一快。但他似乎什么地方也不疼，安详自在，轻松惬意；不要说动过手术的，即使一个等待手术的人神情也不会如此闲适。
我看到他正在读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83年的那一版，我家里也有一本，是我上大学的弟弟从学校图书馆偷出来送给我的，他知道我是博尔赫斯的粉丝。这本书让我对书主人倍感亲切，如遇故知。我有心搭讪，又怕扰了人家的雅兴，斗争一番，终于没有开口。过了一段时间，他起身放下书出去了，想必去了厕所。我拿起书佯装翻看，等他回来，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将书还给他，说：上海译文出版社比浙江文艺出版社还是好一些。
他听了我的话略略有些吃惊，问：你也读博尔赫斯？
我说：我有他市面上能见到的所有集子。
话题就此展开，从博尔赫斯到文体，再到悖论，到小说的写法，不知不觉我们两个人聊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午饭的铃声响起，才将我们打断。我的鼻子里塞着药棉，无法共鸣，说话瓮声瓮气有些累人，如果不是遇到了知音，断不会聊上这么长时间。吃完饭，我俩不约而同又来到露台，继续上午的话题。聊着聊着，我说，既然《埃玛·宗兹》被拍成了电影，那我最欣赏的《永生》完全可以拍摄成十集的连续剧。我话音刚落，只见他的表情陡然怔住，笑容凝固在脸上，好象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怪事。我正要询问，他突然起立，抄起地上的一根晾衣杆朝我劈头盖脸疾风骤雨地打过来；与此同时，他发出了声嘶力竭的狂吼，那是一种即将饿毙的困兽发出的最后一声惨叫，糅杂着凄厉、愤怒、憎恨和绝望。很久以后，这声嘶叫依然在我脑海萦绕，让我屡屡从噩梦中醒来，浑身战栗。
我因右臂尺骨骨裂和全身多处软组识挫伤被转移到骨科病房，又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万幸是没有骨折，只需用石膏夹板固定一个月即能痊愈。住院的时候，我听大夫们给我解释了那人打我的原因。
他姓王，本来是一位网络上小有名气的写手，在某个论坛上还拥有一些自己的粉丝。他酷爱悖论体，喜欢写那些弯弯绕绕费脑筋的小说，喜欢将剧情写的不落俗套、把结局写的出人意料；虽然构思平平，文笔尔尔，却也别有一番趣味。每次写这些东西，他都搜肠刮肚冥思苦想，口香糖嚼了一烟灰缸。他需要安静的环境思考，编织庞杂的人物关系和时间逻辑，但一居室的开间房子却不允许，电视和电脑离得太近了，他爱人每晚都要看亲情剧。起初他还能和妻子一起看某些不太弱智的段落，后来就渐渐无法忍受恶俗低幼的编剧和千篇一律的剧情。他向妻子抱怨，为何你总看一些无论细节还是结局都能猜得到的片子？更可怕的是，你居然还一遍一遍地看重播！妻子说，我看得就是生活本身，没有悬念、处处能猜到的生活让我觉得踏实，我不像你一样，总活在想象的世界里。听到这些他泄了气，把电脑转到一个看不见电视的角度，可电视剧的声音依旧让他感到不安，每次听到那些弱智的对白，他都想冲进电视里把男女主人公用乱刀砍死，砍死之前告诉他们能不能说一些不那么照本宣科的话。他开始戴耳机，听着音乐写东西，可一旦音乐的风格和他选择的题材不合拍，他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所以他浪费大量的时间来挑选音乐，这使得他精疲力竭，在找到合乎心境的歌声之前就已丧失了书写的灵感。他觉得自己正在枯竭，营养外流，像个甲鱼一样被电视剧的文火慢慢清炖。
终于有一天晚上，《天仙配》开播。他把电视机砸了个粉碎。这里说的粉碎绝不是个修辞，而是真正的粉碎。他先是漠然从电脑前起身，站在电视前面端详了一会剧情的走向，似是在踌躇一个重大决定，妻子让他挪开一点别挡了自己的视线。他突然跃起，大喝一声，飞起一脚将电视踹到后墙上，过硬的质量使得大头朝下的电视依然坚持播放，传出“姑娘先请”、“董大哥先请”、 “姑娘先请”、“董大哥先请”……他搬起凳子坚定地朝无辜的电视机砸去，一下一下手法瓷实，那或是清脆或是沉闷的响声洋溢着无所顾忌的快感，似一枚雪藏多年礼炮凌空绽放，急促的火药将业已发潮的炮皮炸开，冲向无边无际的夜空。片刻间，伴随着电路板上三极管的烧毁和电容的爆浆，电视机在弥漫的糊味烟雾中被开膛破肚，变得七零八落，满地残骸。蜷缩在沙发上的妻子目瞪口呆，眼看着他又从厨房拿出锤子，蹲在地上将每一块电视的残片细细敲打成粉末状……
精神鉴定得出结论他不是神经病，他正常地像国家领导人一样，只要你不跟他提电视剧，别让他看到电视。精神病院无法接纳他，家属只好将他送到人民医院。经过专家会诊，大夫们准备把他大脑内主管审美的那一部分中枢彻底切除，因为手术的危险性，大夫们希望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在无电视环境里恢复良好，便可无需手术。正是在观察期内，我遇到了他，并且挨了他的胖揍。在我因骨裂住院的那段时间，审美中枢切除手术已经提前进行。
我出院之前，又去看了他一次，谁能跟一个精神病人记仇呢？他住在特护病房，特护病房除了护士小姐漂亮之外，还有个好处就是有电视看。他还记得我，不过已经不记得博尔赫斯了。我注意到他对温柔靓丽的护士无动于衷，甚至不借给他量体温的大好时机往她衣领微敞的胸口里看。聊了一会，他兴味索然，暗示护士小姐对我下逐客令。他有些兴奋地嘟囔：《胭脂雪》快到了，我还得接着看呢。
博尔赫斯：被悬置的生活世界
回复删除作者:姜涛
选择在“书镜”中生活并不是像某些人假想的那样，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对生活缺陷的幻想性补偿，这种态度其实暗含了一种特殊的勇气，因为它需要那种能将世界本身当作虚构的智慧和不断解释这种虚构的耐心。
在作家的生活和他的写作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是件颇具风险的事，由于从传记的角度对作品的生成加以猜测的诱惑力相当巨大，一个人或多姿多彩或平庸乏味的一生往往会被过度阐释为他作品的一连串粗糙的心理学脚注。《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一书的作者显然深知其中的谬误，尤其在面对博尔赫斯这样一个纯粹生活在文学当中的作家时。在前言中他审慎地声称自己有限度的目标是为读者提供一幅既坦率又准确的画像，并澄清作家生活中的一些不明之处。
或许对传记作品期待过多的读者不满足于对作家生平细节的滔滔缕述。虽然“小乔治”的家族历史、童年经验以及成年后与若干女性的微妙纠葛，乃至出名后频繁的文学活动都不无吸引人之处，但与其迷宫般的叙事诡计和世界性的声誉相比，博尔赫斯的一生似乎过于平淡了，从一个腼腆微胖的文学青年到一个深陷于玄想的失明的老人，除了日久年深的智慧和炉火纯青的技艺，一切都似乎乏善可陈。作者似乎也曾尝试通过其生活解释博尔赫斯创作的隐秘冲动，比如他从童年起对镜子的特殊经验与他对虚构的迷恋，他性生活方面的无能与作品中爱情主题的匮乏，他的图书馆员生涯与百科全书式写作等等。但总体上说这些尝试是零碎、不连贯的，甚至还有些不太情愿。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博尔赫斯的写作与他的生活完全脱节，缺乏关联呢？这种提问涉及到了20世纪文学经验中某种特殊的“范式”转化。本世纪一些作家与他们塑造的文学形象一样，其本人也是某种有缺陷的人物，这使得旨在揭示人类生存处境及心灵奥秘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解读颇费心机，卡夫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父权的压抑、生存的荒谬等主题连接了他的现实生活和艺术实践。值得探讨的是，在与卡夫卡在人格类型、生存经验等方面颇有几分相似的博尔赫斯面前，上述这些解读总是很难奏效。人们于是往往将“虚构”当作他作品的本质，其最大的魅力就是来自对已知现实的不断废黜。这种解读虽然十分准确，但同时又十分空洞，因为它还是没有说明博尔赫斯完成了何种“虚构”。
其实，博尔赫斯并非对具体的生活世界无动于衷，布宜诺斯艾利斯、高乔人、家族历史、男性暴力等等都是他持续不断的叙述对象。
与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对应性的，反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否定性为前提的，他不断将具体的事件、场景引入某种抽象范畴。他不是以历史的、情感的态度介入现实的，而是将现实当作一种神秘的知识。由此而来的结果是生活世界虽然出现在叙事中，但从根本上被悬置了，他真正关注的是有关这个世界的想象和认识。因此，他习惯于漫步其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在代数意义上与他作品中的城市有了对应性，而他曾产生的自杀的念头，“和性行为一样是超出他实践范围的事，自杀的吸引力，正如我们看到的，纯属哲学范畴”。
与之相关的是，书籍而非虚构，成为了他写作的本质。这本传记的标题“书镜中人”的另一种译法为“以书为鉴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概括了这种本质。“书”，在他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塑造了他的阅读口味，以书评方式展开的小说叙事代表了他最具实验性的探索，“书”也一次次构成了他作品的核心线索。更为重要的是，记录人类有关世界的猜想和知识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象征了博尔赫斯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他不是占有了世界的“肉身”，而是以一本书的形式占有了世界，换而言之，世界在他面前成为了一本有着无穷无尽页码的大书。正如作者在此本传记中言及的那样，“以文学而不是世界作为主题”表明了博尔赫斯的精神立场。难怪约翰·巴思在《枯竭的文学》一文中以博尔赫斯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经验的代表，他认为当文学在本世纪穷尽了它的所有可能性之后，还有唯一的可能性可待开掘，即像博尔赫斯所做的那样，反过来以往昔的文学作为重新叙述的对象，以有关世界的经验为经验对象，在一条“死胡同”里反败为胜，绝处逢生。
选择在“书镜”中生活并不是像某些人假想的那样，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对生活缺陷的幻想性补偿，这种态度其实暗含了一种特殊的勇气，因为它需要那种能将世界本身当作虚构的智慧（而非在世界之外虚构另一重现实）和不断解释这种虚构的耐心。因而，在作品中博尔赫斯从不谈论自我，甚至有意抹去传记性自我的任何成分，与此同时他又在作品中不断追寻、构造着另一个自我，与那个备受母亲照料的“小乔治”不同的另一个“博尔赫斯”，作为叙事者的“博尔赫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也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作家生活与他的写作之间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