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爷(一)

我大爷比我先来北京，我考入北京科技大学之前，他就来了两年了。他拣过塑料瓶子，在中关村收过旧配件，搞得最大的一次是自己搭了个窝棚卖山东水煎包。在家里，我从没见他做过一顿饭，就连过年最忙的时候也是我大娘和他闺女我堂姐鼓捣。这说明，生活能够改变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我大爷。我考来不久，他的窝棚就被城管拆了，因为他违规建筑并且无照经营。之后，他就在人民大学门口转悠着给人办证。假如你经过他身边，就会听到他用生硬憨厚的普通话迅速地朝你嘟囔一句：办证吗？身份证、毕业证。

我大爷原来在老家是个木匠，精通雕梁画栋。后来这一套不兴了，他就开始打“个子”，就是棺材。再后来严禁土葬，棺材也不兴了，都改成了骨灰盒。我大爷擅长雕刻，骨灰盒正是他的强项，只可惜当地的火葬场垄断了骨灰盒的市场，如果你不买火葬场的骨灰盒，人家就把你爹的尸体停到发臭。就这样，我大爷失掉了拿手绝活，只能去县里蹬倒骑驴。倒骑驴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县里面坐倒骑驴，近道的一块，远道的两块；而小面是上车两块，县城随便走。再说我大爷岁数也不小了，干了半辈子木匠，腿上不如手上有劲，蹬起三轮比较吃力。老头存折里还有一点钱，正计划着买一辆狗骑兔子，又能拉人又能载货，无非是烧一点柴油。可是那一年正逢我堂弟考上高中，这点钱全当成学费折进去了。在家里不好混，只好出去打工。我大爷来到北京辗转两年，总算用到了自己的长处，他刻的公章能够以假乱真。

人大附近是著名的考研基地，三义庙周边挤满了全国各地来试图改变命运的人。这些人除了要忍受性价比极低的住房外，还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众所周知，人大的自习室一贯紧张，为了避免本校学生交了学费又占不到座的尴尬问题，校方命令看自习室的老头严查进门者的证件，社会人员一概拒之门外。这就为我大爷这样的办证者提供了商机。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里涌来了不少办证的，形成了团伙。我大爷抱怨这里竞争太激烈，就转移了战场，来到我们学校门前的人行道上。

我跟我大爷没有太深的感情，我们两家因为院墙的位置还吵过架，当然都是妯娌们去吵。在村里，事情无论大小，只要牵扯到女人，就没完没了。大年初一我爹会去我大爷家，叫一声：大哥。我大爷闷哼一声，算是答应了，然后拿出酒两人喝上一会。我一般也这个时候去，说：大爷，还没给你磕头呢。他应一声，说：磕啥。我再站一会，然后就走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爹的亲大哥，现在我大爷来到我们学校门口，我不能一直装作看不见。我跟他说过一次，大爷，这是违法的，您平时小心点。他点点头然后问我需不需要钱。

我不想跟我大爷在北京扯上关系有充分的理由。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叫郑荔静，家是北京的。在我女朋友面前，我不想露怯，不想让她知道我家在农村，地上铺着青砖，顶上露着红瓦；不想让她知道我家院子里没有自来水只有压水井，没有花池只有猪圏；不想让她知道我家从没有用过冰箱没有用过空调，更不想让她知道我有个亲大爷在学校门口办假证。从大二认识荔静，我开始穿起了皮鞋，之前我都是穿的球鞋。高中的时候穿一双新球鞋还是一件颇为自豪的事，可到了大学，同学们大多一双黑皮鞋，你穿的球鞋越新，越扎眼。所以我总是穿一双破破烂烂的球鞋，我宁肯别人把我当成一个邋遢的不拘小节的人，也不愿意他们把我当成一个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