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骂人

有些教友说我写的东西里面脏字太多，牢骚也太多。其实我既不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也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人，之所以要骂人和牢骚，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大家可以看到，不光是80年代生人，只要是年轻人想要迅速出位，骂人都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首先在这种速食文章里面，口语上的快感必不可少，你不能写的象《纯粹理性批判》一样，让即使一个喜欢哲学的人看着也费劲。行文流畅，骂几个脏字可以使文章生动，得到糙汉们的赞赏，拉近了和贫下中农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增加了痞气。谁需要痞气？当然是不够痞的人，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痞气。

中国的个性解放方兴未艾，为了对抗古板教条的一代，新一代人很容易矫枉过正走向反面。名词没有反义词，如果硬给知识分子找一个反义词的话，痞子勉强可以。痞子是一个稍带有贬义的词语，他们的一般印象是光着膀子，三五成群，文化水平较低，在欲望面前单刀直入。而知识分子的一般印象是衣着光鲜，枯坐案头，文化水平较高，在欲望面前羞羞答答。第一个把痞子和知识分子联系起来的是伟大的王朔，他的成功给一代人指了条明路，你可以通过瞧不起知识分子让自己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分子阶层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忽如一夜春风来，深沉和清高都成了备受大家嘲笑的词汇。在中国，知识分子被老百姓默认的定义是指人文类的学者，由于作家和社会的交流更加密切，所以提到知识分子，很容易就先想到作家。作家是一个很可怜的群体，门槛还没有演员高。一方面不论学历长相只要你会写字，就能当作家；另一方面，现有的作家享受了不成比例的超高待遇。这使得作家群体变的很龌龊，没有技术门槛，还要防止其他人分享好处，就只能把这个职业神圣化，制造精神上的门槛。过去，我们的作家们经常强调体验生活，强调人生感悟，强调灵感迸发，无非就是想给自己毫无技术性的工作披上神圣的外衣，以使他们能凭借这些雕虫小技过上和企业家们相当的生活。外国人头脑比较清楚，卡尔维诺就告诉我们，写作本身是一项技术，没有装出来生活，没有挤出来的感悟，没有迸出来的灵感，一样能写。并且他身体力行，创造了许多文体，还总结了写作要遵循的一些技术指标。网络兴起以来，大批写手不用再指望凭借着《收获》和《十月》成名，开始在新的平台上兴风作浪撒泼耍赖。作家们不仅失去了自己装疯卖傻的阵地，还沦为了网络红卫兵们揶揄的对象。贫下中农们纷纷开始了反攻倒算，把一个个作家们拉下神坛，推到粪坑里面。所以现在写文章，加一点痞气是降低自己成分的重要手段，就是我自己先站到粪坑里，再向粪坑外面的人投掷秽物，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也是我称自己为粪青的原因。

所有忽悠大众的手段中，晓之以理是最难的，动之以情是最简单的。希特勒给德国人民讲社会主义比较费劲，但是煽动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却比较容易，只需要高呼一声德国人民是最优秀的就行了。写文章也是这样，写一篇讲理的文章很难得到大部分读者的喜欢，大家都喜欢情绪化的东西，如何情绪化呢？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骂人和发牢骚，比较高级一点的就是鼓吹民族主义。骂小泉和阿扁我也会，但我就是不骂，我不想成为被人煽动的工具。

上述之外，骂人还有一些更大的优点，你骂名人，可以越战越勇，他不理你倒罢了，一旦理你了，无论是夸你还是回骂，你都瞬间成名。目前草根英雄正热，所有神圣化的外衣都被逐渐剥离，高高在上者终于开始承担了享受不成比例好处之后的责任，规则也逐渐明晰，站在明处就不要惧怕暗箭。

我还没有丧心病狂到不分青红皂白骂名人的地步，骂了两句陈凯歌和张炭也是有理有据，骂完之后也挺后悔，我对两位了解多少呢？还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周六看面对面，采访余秋雨，发现人家挺实在的，不像淫媒上描写的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跳梁小丑。坊间有个笑话，说某某城市里扫黄，从鸡的手提包里搜出了安全套和文化苦旅。纯属丑化。余秋雨说，他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后来主动辞职；当时他就明白，未来的日子里他要为自己当政时的政策付出数倍的责任。言下之意就是得罪了不少人。

话说回来，骂多了，大家也有审美疲劳了，可是老老实实说话，大家可能又不喜欢。诸位都挺忙的，到处都是新鲜东西，能抽空看我一分钟，小子就感激不禁了；所以冥思苦想，希望能给大家一分钟的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