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上）

我患有家族遗传性鼻窦炎、过敏性鼻炎、下鼻甲肥大和鼻中隔右弯曲。这种有缺陷的基因来自我的奶奶，她老人家在五十一岁时死于鼻咽癌。我的家族中每一代的老大都深受其害，是症状最为严重的一个，如我大姑和我，尤其是我，是所有症状的集大成者；其余的亲属也未能幸免，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像我弟弟就常常鼻出血。人的鼻甲里面充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像换热器加湿器一样可以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感冒后鼻甲就会肥大，这是一种抵御外侵病毒的保护性机能反应，一旦病愈，鼻甲就像弹簧回复原位；而我的下鼻甲已经失去弹性，像高龄的乳房一样耷拉在鼻腔中，唯一的作用就是把呼吸道堵死。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感冒一天不算难受，难受的是一辈子处于感冒的症状下。所幸我的鼻中隔以弧形向右弯曲，在缩小了右鼻孔的同时也扩大了左鼻孔，这使我的鼻子能像博尔赫斯的眼睛一样鸳鸯：右鼻孔密不透风，左鼻孔还有一息尚存。呼吸作为一件平常到你不会想起的事，对于我来说却是一桩时刻要为之斗争的艰难任务。从记事到手术之前，我常年处于鼻塞的状态，不得不频繁使用一种名叫滴鼻净的麻黄素药品苟延残喘；这种药品具有瞬间收缩血管的奇效，可以把肥大的鼻甲缩阳入腹；不过它也有和杜冷丁类似的副作用：成瘾而且效果递减。几年之后，我的鼻塞愈演愈烈，滴鼻净的效用时间越来越短，以至于我不得不像杆老烟枪一样药不离手欲罢不能，几乎要使用开塞露了。除此之外，鼻甲的功能丧失让我的鼻腔极其干燥，像块盐碱地一样皲裂，经常莫名一阵疼痛后鲜血迸出，从鼻腔和口腔兵分两路夺眶而出。

呼吸不畅的另一直接恶果就是脑供氧不足。白天我还能像濒死的鱼和酷暑的狗一样张着嘴大口喘气，晚上睡着嘴下意识闭上，几分钟之后我就会在一阵剧烈的喘息中憋醒。我经常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口干舌燥；能睡上一个安稳觉更是可遇不可求。在我正当智力发育的时候，不能给大脑充分的氧气和休息；所以尽管我目前仅有138的智商，也相当满足了——假如我从小没有这个熬人的病，爱因斯坦宁有种乎。

还有泉涌一般来自鼻腔的痰，青黄不接，剪不断理还乱，这是过敏的产物——鼻腔总以为异物入侵，所以源源不断分泌粘液准备黏附外来者，其实根本就是草木皆兵。多年以来，我没完没了地吐痰，——正如高寿的彭祖认为的那样：他觉得自己没有活过一千岁是因为平时将痰吐得太远，伤了元气——我把本应该吸收的营养都吐了出去。如果一滴精可以兑换十滴血的话，一口痰（按照高士其爷爷的说明文，痰里面含有多种成分）总能抵得上半口精吧。这么十几年如一日的吐法，只怕纵是射出了整个恒河的印度大神湿婆也难以承受。更何况我的痰中带血，初中时候我模仿滕王阁序写过一篇拙劣的骈文，其中一句就是“吃饭常伴吃药，吐痰即是吐血”。

我越来越虚弱，骨瘦如柴，面有菜色，体毛到十五岁才开始稀稀拉拉地生长。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治疗鼻炎，我小时候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如青霉素和先锋霉素；至于一些辛夷、细辛、苍耳、藿香之类的中药、中成药更是不计其数。我在医院的家属院长大，药房就是我家的后厨，因为方便，稍有微恙就吃药打针，致使免疫力每况愈下。这是我至今体弱多病的原因之一，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就是这个道理。滥用。后来方剂无功，针石罔效，我不得不尝试手术治疗。我有三次激光治疗的惨痛经验，一次在濮阳，两次在北京。每次回忆都令我不寒而栗——我一直觉得我并非一个坚强的人，肯定会在战争的初期倒戈为见风使舵的汉奸叛徒卖国贼，但从我能三次忍受鼻腔内数百度焊枪灼烧的事迹来看，我的神经或许真是钛合金丝所制。且不说手术过程中那令人心焦的灼烧蛋白质的糊味和疼痛，单说每次治疗之后，我的鼻孔就如月经不调一般血流不止，且淅淅沥沥一周之久。鼻子里像被人塞满了用二锅头泡过的指天椒，让我如中了催泪瓦斯弹和臭鼬的尾气般时时泪如雨下。

不过比起在北京人民医院的经历，上面说的都不算什么。那是2004年的夏天，我的鼻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任何功能上的作用，像阳痿患者的小和尚一样只能当个摆设。我去同仁医院的耳鼻咽喉科挂号，被告知专家号已经排到了立冬。王夫人陪我跑了301等著名医院，除了遇到了大量可笑的医托之外别无所获。几经辗转，最终我在人民医院花了600块挂到了专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