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

接到“良性肿瘤”的复查通知单后，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意味着我只要切除了睾丸，就能继续活下去，也许还能活到老，完成我念念不忘的一点理想。人体真是癌细胞的乐园，就像小猫一样连窄缝狭道都钻得进去；就算是仅有几条输油管和大陆相连的海岛都不放过。在我第一次接受医生检查，他们提出睾丸癌的怀疑之后，我几乎马上就信了。尽管电视电影里充斥着大量癌症误诊的桥段，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一次也没碰到过奇迹。我刚上班的时候，有个年龄大的同事经常欺负我，我就盼着他能死掉。每天全世界发生着成千上万的事故，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被撞飞的可能，每一盘老醋花生都有会卡在气管里的那粒。可他就是不死，浑浑噩噩地躲过了一次次足以致命的雷击或者病毒，安然无恙全须全尾地活着。甚至在我被查出癌症之后，他还是健康如初。其实有几次他一整天没出现，我都以为自己的祈祷应验了，可他只是带着儿子去了医院，第二天依旧生气勃勃地出现在办公室，对我吆五喝六。所以说，误诊就像中彩票一样，只有中奖的人被记住了，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而背后上亿的基数却从来没人问起。我就是基数之一，我的睾丸也是。

在等待复查结果的那几天里，我耐心地思考这件事。无论是不是良性的，都要先切掉睾丸。如果是恶性的，即便是切掉，我也只有数月或几年的时间苟活。假设是一年吧，我愿不愿意用自尊来换回一年的生命——而且一定要清楚，是受尽折磨的一年，化疗，掉头发，身上插着管子，瘦得像个螳螂，骨头像叛乱者一样要挣破皮肤；最后死成一滩散发着恶臭的脓水。如果是这样，我倾向于选择不看了，但我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不是特别想活，就是怕死。这种怕已经跌落到了原生动物应激性的那种境地，本能地趋利避害，像心跳一样不受理智支配。另外，说到自尊，我不信它是个不变的坐标。我吃饱了有尊严，饿急了或者就没了。要是良性的，还是一定得切掉，三年吧，我的底线是。能多活三年我就义无反顾。当然切完之后据说我就没有雄性激素分泌了，我的胡茬会像缺水的庄稼一样连根枯死，声带也会像淋雨的鼓皮绷得更紧，也许还有其他的我不知道的变化，但我并不害怕。我在三十岁之前，期望变化发生；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却抵触变化；过了三十五岁，我像走旋梯一样，上到了开阔之地，开始对变化漠然视之。如同物理课上学到的，变化无非是从一种稳态过渡到另一种稳态——我们对中间的过程不感兴趣。我将变得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甚至也不是太监。我看过莫少聪演的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依稀记得去势的时候是连阴茎一起割掉，完事还插一根鸡毛或鹅毛，防止像常年不戴耳环的耳孔似的长死。我的阴茎当然还在，癌细胞还没来得及扩散，它们在盘根错节的精管里迷了路，给我争取了良性的时间。我不会就此变成同性恋——这么想是对同性恋的侮辱，我想我不只是不能勃起，而是对女人彻底丧失兴趣。换个角度理解的话，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假如吃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对抗饥饿，那么性交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缓解性欲的折磨。味蕾和龟头上的美妙感觉也无非是这场永恒战争的战利品——目的是为了鼓励我们把这场无聊的斗争持续下去。天使和魔鬼的厮杀总发生在人间，我们是见证着、参与者和牺牲者，永远不是战胜者，连战败者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我永远不会饿的话，我还会爱上美食吗？我想不会，我没见过树张开嘴急不可耐地吃东西。我对女人彻底失去了兴趣，再也不会得病了，难道不比治好病更愉悦吗？也许有人觉得，无论如何我也失去了人生的乐趣之一。 其实不然，相比那些抽烟的、酗酒的和吃肉的，我何止失去了一星半点的人生乐趣？在他们眼中我简直就是个行尸走肉，来世上一遭完全没有意义。可我能把心里话告诉他们吗？他们能不能理解这样的解释：我选择这样生活就是为了让自己少难过一些。我的潜台词是，人生就是一场苦役，只有想方设法减轻痛苦，却没有得到快乐的可能。他们一定觉得我疯了，或者是个傻逼。

我所谓的自尊不是身体上的，我的自尊是：可以不加解释地活在这个世上。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理由；不吃肉也没有理由。我不是佛教徒，我没有信仰，我就是单纯地认为众生平等。然后他们就会拿西红柿取笑我，说我生吞了西红柿红色的下水；或者说我的血管里，白血球每时每刻都在凶残地杀死入侵的细菌。为了缓和取笑的语气，还要搬出营养的那一套，说身体健康如何如何，让人恶心地假惺惺地关心。我还能怎么解释呢？我要像证明数学题那样，首先界定函数的值域，然后义正言辞地推导？是的，我的声音尖细，目光温柔，或者喉结悲伤地也缩了回去。但为什么要关心我的生活习惯和体貌特征？跟你们不一样就得随时需要理由才配活着吗？干脆在我脸上黥一个“已劁”得了。

我已经想好了，既然是良性的，我就做手术。自尊是保不住了，那就离开这个城市。这两年我一直想走，一直游游移移。我曾经在一张纸上把自己的所有逐项列了一下，看看有什么是无法舍弃的。我在公司人缘一般，突然走了对部门当然会有影响，但也不至于危及效益，很快会有人顶替上我。我也没买房子，要把租了的六年多的房子退掉，最重的是一堆书，全得当废纸卖掉。我没什么朋友，几个同学也不怎么见面，近几年甚至连逢年过节的短信都省了。都活到了见面后马上就能熟起来的年纪，好像一直就没断了联系。她也不想再见我了。说实在的真没什么东西，不过鸡零狗碎加起来，就跟长尾似的，凑齐了一个可观的分量，在我睾丸完好的时候难以割舍。屋子里到处是她的气息，两年了还没散去。我喜欢百年孤独里的比喻，说房子里漂浮着时间的碎片，挥之不去。我就常常被割伤，这些碎片如此透明，如果不是折射率有异的话简直和现实分不清楚。我出生在一个几乎全是男人的家庭：两个哥哥和我爸三个男人，还有一个性格要强的妈。我从小就崇拜女孩，把她们当成精致、美好和优雅的同义词；而自己则是反面，粗糙和肮脏，上面流着鼻涕，下面尿着裤子。我性格看似内向，其实热情似火。我喜欢接触到的每一个女孩，从小到大，每个女同桌我都能爱上，但一直自惭形秽地保持距离。我自轻自贱地原谅她们的一切，全心全意地希望她们能够幸福。我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白日梦里，从幻想被她们伤害后又坚强幽怨地给予其原谅的意淫中，跌跌撞撞走过了青春期。我精心构建的大厦框架，在她的手里落成、装修、揭幕，金碧辉煌，有血有肉。然后急转而下，被琐碎的蚂蚁们掏空根基，毁于鸡毛蒜皮的争吵之中。我记得我曾经那么爱她，后来居然用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来打击她。每一次我都后悔，但还会有下一次。是我变坏了，还是我之前压根就不正常。我不该把楼盖这么高，这本身违反了基本的建筑学原则，失望在所难免。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割掉睾丸之后，也许我所有的愁肠百结一下全没了，好像霍乱的放血疗法，睾丸就是毒液最后的据点，我要端掉它们。我想想啊，我不再是个男人，肯定不会有男人特有的烦恼，这几乎是肯定的。可回忆还在，它们不在睾丸里。也许飘渺的气息没了，闪烁的味道和幻听也没了，但某个相似的场景引发的一瞬间的心尖颤动说不定还在。真的会在吗？会不会是这样的过程：这个隐秘的场景映入我的眼帘，随着视神经进入大脑，像石子投进水里，一直荡漾到回忆的最深处；波动的神经节连成一张网，网出了淤在灰质里的陈年往事。然后这些往事顺着脊椎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向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寻找出口，希望获得重生。可惜迎接它们的是一片狼藉，断壁残垣，管道齐刷刷地被割断，另一头是空荡荡的阴囊，伤感又卑微，像个被主人遗弃的看门狗。那可就什么也不剩了，睾丸和心尖的沟通彻底阻断，我不会再因为情欲而激动了。这，算是好事吧。

我当然不会去见她最后一面。我的牌都翻光了，底牌是两个蛋，整副牌就这一个不起眼的对子。我的后半生要在伤感中度过，这是她留给我最后的礼物，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无比真实，不是白日梦里的。但在手术之前，我要见见我的初恋，我的小学同桌。我要把最后一次勃起留给她。

她在另一个城市，火车只需要四个小时。我和她失去联系已经整整二十年，是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的接力让我重新得到了她的信息。在我得知病情之前，我们在网上聊过几次，她的孩子已经九岁。我曾把对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想象附在了她的身上，在我尚不知勃起为何物，在我的睾丸还不是大脑和心尖沟通的桥梁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含一丝情欲的爱，那就是我对她的爱——十岁的我对十岁的她。所以切掉我的睾丸并不会毁了这一切，它从大脑直接到心里——在我青春期变异，第二性征出现之前；就像蝌蚪变成青蛙之前用鳃呼吸。

在火车上我想，我到底在做什么。是想毁掉一切，不留任何美好回忆地慷慨赴死；还是因为癌症巨大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又或者仅仅是两年来禁欲的压抑给了身体看不见的指引；我该不是想有始有终吧，好像得了什么强迫症或者迷信了什么宗教。我的睾丸正在被虫子蛀着，这些牙尖嘴利的家伙们四处游走，像恶狗闯进了熟食店里，一点点却迅速地有效率地将我掏空。我的睾丸像个没到季节苹果，因为觉察到了虫子的威胁，而匆匆变红，仿佛一个瘦骨嶙续身染肺病的母亲妄图保护铁蹄下的孩子。我的睾丸在回光返照。我要找到她，要把那群躁动的、黑黢黢的、张牙舞爪的癌细胞射出来。射到阳光下面，接受审判和暴晒。

她果然已经面目全非，尽管我有所准备还是吃了一惊。走形的身材和细碎的皱纹，隔着衣服都明显下垂的乳房。她看我呢？一个有气无力的家伙，双眼暗淡无神，裤裆里病入膏肓，像兽群里的伤者那样自卑却充满攻击性。我们认识的太早了，以至于和陌生人没什么两样。在去酒店的路上，我们聊着各自的近况。她绝口不提自己的儿子，仿佛此时此刻的谈话会玷污了他。我们快速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生怕一个招式用老而带来冷场。几天来我用以对抗恐惧的诗意荡然无存。现实真硬啊，被想像的酸液早就泡软的我有点难以适应。我只想赶快到了酒店，然后狠狠地干她。

出租车停在了一个红灯前。我望着90秒的倒计时，勃起的肿胀一跳一跳地疼，配合着数秒的节奏，那听不到的滴答声就是我睾丸的挽歌。透过玻璃，外面天空湛蓝。一想到一切都会结束，我幸福地几乎要哭了出来。

老孙

我的兄弟老孙，上初中时我俩好得能穿一条连脚棉裤。我们一起双打雪人兄弟，一起用弹弓打酒厂玻璃，一起学唱周华健的《花心》——他负责副歌部分，颤音惟妙惟肖，至今为我媳妇称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三级片就是老孙带我去看的。当然是那种汽车站对面的小录像厅，违章建筑搭的小二楼，顺着自制的木梯上去，烟气缭绕汗味弥漫，洋溢着火烧火燎的生活气息。现在回忆起来，男主是黑社会刘家辉，背上中了一枪。出于对图腾关二爷刮骨疗毒的敬仰，或者说和刘大帅一样担心麻药麻坏了脑子，刘爷没有打麻醉剂，就让小弟用刀剜出子弹。其实关二爷当时下着棋呢，自己的车被对方的马踩着，人家的卒子还过了河，急得五内俱焚，根本顾不上箭疮；刘大帅也是一直在背诵世尊的《论持久战》，背得心花怒放欢喜自在，摘眼珠子神马的都是浮云。所以刘爷也不是干受着，而是找了美女，在长凳上一边车震一边扒拉子弹。最后子弹和子弹们同时出来，手术很成功。亮点来了：手术结束，女的要走，刘爷一把拽掉女子身上的轻纱，后背从头到脚一览无遗。这部片子我就看过那一次，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其它部分早就忘了，就这段内容反复回忆了两三年，按照文曲星C300上所说的单词记忆法，我这种强化记忆的方式可以保证到死也忘不掉，都已经固化在了海马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梦遗，这是后话。

老孙比我还瘦，鸡胸驼背，鹄面鸠形，一紧张就在裤子上搓手；以我现在的眼力，马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手淫惯犯。不过他不骚扰女生，把青春期里所有的荷尔蒙和利比多都贡献给了录像事业。当我们还为黄日华是不是四大天王之一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老孙已经对香港大小影星如数家珍了，并且知道曹达华是万梓良的干爹。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曹达华是谁；每次看到这个名字，不是想起曹查理，就是想起任达华。老孙没考上高中，胡乱上了个技校，学的是摩托车维修。不过后来还是没干这行，摩托车越来越少了，早几年前农村的丫头结婚都要电动自行车。两个村也就四五里地，和鲁之信买手机一样电动车纯属烧包。老孙很早就买了个驾照，托关系进了乡政府开车，一月六百多块钱；但是吃得很好，每次进村都能跟着大人物小鸡炖蘑菇。

07年底回家的时候，我送给老孙一本魏君子的《港片残卷》。看得他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大哥。一边翻看一边念念有词：这个我也知道，原来是这样，云云。不过还是有很多他没看过的电影，让他有些落寞。“录像厅都拆啦……”他伤感地说，“碟子也租不到，很久没看过电影了。”

我说，我也没进过电影院，北京太贵了，五十一张票。我都是下载盗版。他问我都看些什么。我说港片已经不流行了，我都是看美剧，还有日本的黄片。“美剧？”他有些脱节了，不知所谓，“好看吗？”

好看，我说，咱们那时候不是看过加里森敢死队吗，还有时间隧道。现在更好看了，越狱，我看得都心律不齐啦。“那一定得看看。”他说。

回到北京我就给他寄了个mp4，能看rmvb；并告诉他怎么从迅雷下载电影。他和乡政府的一个小秘书过从甚密（老孙跟我说他俩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但是没敢脱衣服。我信。），小秘书就从乡里能上网的机器上给他没日没夜地挂迅雷。从越狱开始，他贪婪地沉浸在美剧的汪洋大海之中，仿佛查理掉进了巧克力工厂。乡里的任务极其清闲，上一天班能歇两天，上两天班能歇一周，要是连上三天，领导就要累得卧床不起半个多月，用以恢复元气。即使上班，一天也只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老孙的手不是攥着方向盘就是攥着mp4，连小秘书的乳房都没工夫捏了。他本身就不善交流；作为领导的司机，也要求他最好是个聋子和哑巴。所以老孙几乎24小时带着耳机，知道的是他在看美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工呢——几次到村里收统筹款，都是靠这副耳机镇住了一些妄图对领导探爪的刁民。后来坊间传言，乡长的司机带着GPS全球卫星定位，谁呲牙公安部当场就能锁定。

这样年华似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前不久，故事开始了。

不知道从那儿来了一帮美国大忽悠，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跟乡里联系上的，要在我们老家建一座对二甲苯厂。说我们老家地处平原，又有河道，利于排污神马的。工人都从本地招，月薪不低于900，有加班费。这下上至乡长下至刁民全都乐坏了，好多人这辈子第一次听说加班费这个概念。话说金鳞非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合该老孙露脸。美国人的随行胖翻译多吃了几个我们村柿子林的柿子，便秘地如鲠在喉，只好送到镇医院灌开塞露，之后差点把十二指肠拉出来。工作是肯定不能进行了。美国人和乡长都傻逼了，鸡同鸭讲，猫狗不同窝。

赶紧从中学调来英语老师。平时教得挺好，什么名词动词不定冠词、一般现在过去将来完成时，头头是道，有板有眼。真见了洋人老爷马上就怂逼了。

How are you? Fine，thank you，and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Wang Suozhu……

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I beg your pardon，I beg your pardon。最后美国人跟锁柱差点没揍起来。

老孙在一边听着，心里直纳闷。这你妈是外语吗，怎么全能听的懂？毫无障碍。就跟脑子里寄生了个巴别鱼似的，完全不用念念有词对照着去翻译，听起来就亲切，就是麦抠、鲍尔和豪斯这些老朋友的话。他看到局面失控，忍不住就说了一句英语。别说美国人，连老孙自己都吓了一跳。摸了摸嘴，好像被什么附了体似的。美国人当场感动得几乎失声痛哭，憋了一肚子的话跟倒豆子似的冲着老孙说了出来。老孙流畅地回应，就像小时候唱花心一样游刃有余举重若轻。周围的人全傻了，小秘书凑到了他身旁，自豪崇拜地注视着霞光万道的老孙。

“这就跟邵氏电影里一样，功夫就在劈柴挑水中练出来了。这两年我天天看美剧，戴着耳机根本听不见中国话，不知道什么时候任督二脉就打通了。”老孙后来这么跟我解释。

可我这两年也是这么孜孜不倦地看啊，我还大学毕业呢。我怎么老也打不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