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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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 ——周云蓬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以下为网上的资料：
克拉玛依 1994.12.8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官僚为欢迎上级派来走走样子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于是，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已被错过了！
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每所学校组织最漂亮的40多名学生歌舞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注，另有一说：死325人，伤136人；此处采用法院判决书的数字）；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
沙兰镇 2005.6.10
在当天下午2点15分洪水到达沙兰镇之前半个小时，赵国琴老太太赶到了沙兰中心小学，带走了她的孙女王萌萌和儿媳带来的另一个孙女牛新颖，她们因此得救。当时她大声地向一位老师发出了警告，却受到了轻视。
这是那天下午第4个未能引起任何警觉的报警讯息。
这时已有一些村民们在街上以讹传讹地互相转告“水库开口子了”，有的村民就此到镇政府前打望消息，没见到什么动静，也就没有相信。他们没想到的是，第2天是端午节，镇政府的干部们提前放假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而且很少接听电话。来自上游的和胜村和王家村的至少3个人的报警电话，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入夏以来，黑龙江省内发生局地暴雨并导致洪水肆虐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当天沙兰镇的一时一地。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称，此前10天内北安、五市、孙吴和逊克山区都先后出现了局地暴雨，导致一些地方农田淹没，桥涵道路毁坏，房屋进水及牲畜溺毙。另外，黑龙江省五大连池也涝灾严重。但这些讯息并没有让人联想到，小小的沙兰河亦需要足够的重视。
事后本报记者查证，沙兰镇及其上游几个村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气象雷达网上的盲区。在水灾发生前，黑龙江省和中央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均未提到这一地区将有暴雨。另外在事后，中央气象台的天气记录统计该地区的降水量仅为1毫米。
赵国琴赶到中心小学东南方向的中心桥上时，沙兰镇本地还没开始下雨，桥下的水像往常一样只是涓涓细流。
“那时候要是撤人，多小的学生也都活了！”6月14日，这个瘦小的老太太还站在街上冲周围的乡亲激动地嚷嚷。
憋水桥、薄墙、铁锁
有村民相信，最初即便洪水不能顺利地通过中心桥，漫出的水量也不会很大，而当洪峰抵达下游镇东的一座矮桥时，受其阻拦，上游水位暴涨，才导致水漫沙兰镇。可以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中心小学附近的中心桥的桥面距水面有10米左右，而下游的这处矮桥桥面与水面的距离不超过5米。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已被称为“憋水桥”的矮桥受损严重，铁栏杆已经被彻底冲跨，显然承受过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学校附近的中心桥则毫发无损。
沙兰镇旧称“沙兰坑”，地势低洼，有人把水灾归咎于此。不过很显然的是，沙兰镇并非沙兰河全线地势最低之处，因为河水仍在向下游流淌，直到汇入牡丹江。本地没有未形成湖泊，学校周围也没有水泡。
2点15分洪水到达沙兰镇，赵国琴领着两个孩子再回到中心桥上时，水已经到了桥面下20厘米处。
针对山洪和泥石流的说法，村民们表示，即便有，也肯定是在上游的远处。事实上当日来水方向只有一个，就是沙兰河，由于河道边没有河堤，因此也就没有决堤一说，只是北方常说的“出槽”。
很快，学校已经进水了。4年2班的刘立飞成了全校第一个从洪水中逃生的孩子，当时同班同学王俊羽的父亲闻讯赶来接孩子，对姜秀萍老师说：“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姜老师同意让孩子们尽快逃生，因此成了沙兰中心小学第一位做出正确反应的老师。刘立飞冲出教室，水才只没过脚面，跑到学校门口，已经没了膝盖，到中心桥上，已经没了胸口。
事实上刘立飞是在逆流而上，背后的学校里的水并没有那么深。即便如此，逃离学校仍然成为4年2班最值得庆幸的选择，这个班只死了一个孩子刘恒达，还是在躲到一家商店后被倒塌的墙壁砸死的。
“6.1”那天是刘立飞的生日，他请了10个同学到家里庆祝，就包括刘恒达，后者送了他一个水晶地球仪。洪水过后，这个地球仪已经找不到了——在回忆时，刘立飞不断神经质地抽气、叹气。6月14日，记者在宁安市殡仪馆的一个可以进去的房间里看到了刘恒达的名字，他和另一个女孩被合放在一个金属冰柜里。
河水出槽之后沿路面向北，到学校门口时，一部分向西拐弯进入操场，这一路的水势并不大。学校的另一侧则临河，汹涌而来的河水即将直接冲进校园，只面临着一道阻碍，就是学校的围墙。如果这道围墙多挡一会儿水的话，会有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冲出学校，到达50米外两处楼房。可是，这道墙太薄了。在沙兰镇，连日来颇受诟病的一点是，这个由每个村民集资40元修建的学校不仅地势低洼，校舍只建成了平房，而且围墙很薄，只有两排砖而不是当地通常的两排半砖或三排砖。
仅仅片刻之后，洪水在校园内暴涨。围墙倒塌了，高涨的沙兰河水越过短短的15米距离，压碎玻璃，直接冲进了教室。
从这一刻起，沙兰镇成了中国的别斯兰——每个家长都去救自己的孩子。他们几个一组地手拉着手，涉过深至胸口的洪水，呼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回答。在进入教室的最初时刻，他们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腿碰到了什么，用手一捞，是个冰凉的小孩。
大多数孩子死在了教室里，和他们的书包文具在一起。直到6月14日，我们仍能在教室里找到他们的遗物：贴纸、家长联系卡、“6.1”演艺比赛的照片、糖和作文本。黄色的小鞋子，只有一根手指长。
教室墙壁上留下了很多手印，有些大的，是清理现场的大人们事后留下的；在另外很多地方，印满了小小的泥手印，最高处已经接近了天花板。水线在窗户上最高的一块玻璃的下面。 3年2班有22个孩子，只死了2个，女孩宋宁宁说，老师李荣让他们垒起桌椅，上窗台，砸碎玻璃，坐到最高的窗框上。孩子们哭成一片，李荣老师安慰说，“别哭，别吵吵，水一会儿就下去了。”
生存比例最大的，正是这些老师留在孩子们身边而没有弃之而去的班级。
5年2班也只死了1个孩子。王占宏老师和庞、卢两位家长打碎玻璃，把孩子一个一个递到房顶。在女孩们的记忆里，这个班的男生也有值得自己终生铭记的表现，6月14日，在镇卫生院打点滴时，女孩曾琳琳和她的一个女同学感激地告诉本报记者：“我们都是男生给拉上去的。” 可是在年龄最小的一年级，只有一位班主任出现在了教室里。拒绝了赵国琴的放学请求的老师李萍（化名）曾经试图帮助她的孩子们，但是没有成功，而家长们看到的最终场景却是，孩子们死在了教室里，她则坐在走廊的窗框上。另一位班主任刘丽（化名）则在校外的一处民房的屋顶被家长们发现，当时抱着一件衣服。
汪明波、赵南日等家长想冲进这间教室，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教室的两扇门一扇用铁丝在外勾住，另一扇上了一把锁。
在6月14日，记者看到，一年级教室的后门已经不见了，折页处留下断痕，显然是被撞开的。当日下午3点多，汪明波等人合力破坏了这扇门，进入教室，捞出一个孩子是死的，再捞出一个孩子还是死的。张文海找到了被闷在桌子下面的8岁的儿子张仕帅，孩子浑身挂满了冰冷的稀泥。
一再被错过的警告
这次局地暴雨是从上游开始的，依次是和胜村、王家村、鸡蛋石沟村和沙兰镇。和胜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和王家村的支部书记都向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却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王家村书记郑灿会的报警电话，然后表示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不开，随后挂掉了电话。郑灿会再打电话时已无人接听，其后郑灿会又多次致电镇政府，一直无人接听。
镇党委书记黄明君错过了来自上游的消息，也就错过了挽救沙兰镇并挽救自己的名声的机会。
在黄明君被沙兰镇洪灾专案组立案侦察之后，村民们对他的毁谤达到了顶点。42岁的村民、死了一个儿子的王兴录说，这个书记脱离群众，一向不作为，到沙兰3年，“就整了3件事”：一次火灾，一次建筑事故，一次水灾。
2003年，黄明君调任此地。有据可查，第2年，这位身材高大的镇党委书记就因为村民提到的那起火灾受到了来自北京的批评。
2004年5月1日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说，“4月26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治安村一村民住宅发生火灾，造成３人死亡。公安部消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此看出，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仍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于镇派出所，村民们的意见更大。村民们向本报记者反映，镇派出所里接听报警电话的人说，他们抽不出人手，“管不了”。
很多村民说，镇派出所的人总是忙于对无牌照摩托车的罚款，“每次罚200元，罚完了我们去办证，找借口不给办，完了下回再罚200元。”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就在6月10日当天，几个孩子的家长骑摩托车去学校接孩子，还被派出所的人截下了，不接受罚款不让通行，耽搁了这几个家长抢救孩子的时间。 宁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田拥军提供的一份《关于6月10日沙兰镇公安派出所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从侧面佐证了上述事实。6月14日，《新京报》报道称：“关于群众反映派出所不作为的情况，调查报告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以派出所以前查无证摩托，因此未能及时前往事发地。”
当天傍晚，在确认孩子们已经死去之后，一些村民站在水里抱着他们小小的糊满泥浆的尸体，要求在派出所里停尸。他们说：“全镇就你们派出所地势高，不放这儿还扔在水里泡着啊？”一个民警试图阻拦他们，他们推开他，砸开了玻璃窗。
派出所有4层楼，建在镇上的高处，门前还有台阶，当时确实是镇上极少数进水较少的建筑之一。不过真正促使村民们这么做的是他们的愤怒——按照当地乡间的风俗，把尸体送在谁的家里，就意味着强烈谴责其对死者之死负有责任。
按河道算，和胜村距离沙兰镇有20公里，村民们事后推测，洪水的到来至少花了2个小时。即便是对小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段充足的逃生时间。
村民们对镇上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相当不满。6月12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和宁安市的领导在殡仪馆会见10名遇难者家属代表，代表们提出：“洪水天灾抗拒不了，可是人祸必须追究。”
在这次被村民们称为“谈判”的会议上，沙兰镇水利站站长刘明广向各级领导和大家解释说，洪水袭来的原因之一，是村民们乱砍乱伐破坏了大自然。遇难者代表反击说，乱砍乱伐的人是有，可是村民们敢吗，有权吗？代表们一度决定退出会议，宁安市委的一位领导因此把刘明广撵出了会议室。
村民们解释说，类似的令他们反感的论调，代表了镇上有关部门的一贯思维。令他们满足的是，镇党委书记和派处所所长被“抓起来了”。“这些孩子都有机会活啊。”张海霞的儿子贾志博死在了2年级的教室里，她说，“哪怕有一个有关的人说一句话，就能给这100多个孩子一条生路啊。”
在沙兰中心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一个能“说一句话”的人却做出了最后一个错误的选择。
赵国琴一再向人们重复她的故事。当天1点45分左右，她走进了一年级两个班合用的教室，大声喊了一句：“老师啊别上课了，水库开口子了！”孩子们被她的语气和神情吓着了，“哇”地哭成了一片。赵国琴拉起两个孙女要离开教室，往旁边一看，邻居家的小孩孙磊也在，就说，孙磊，你也跟我回家吧。
这时，一年级的两个班主任之一李萍（化名），既做到了一个教师的本分，也表现出对警告的轻慢。她用教鞭敲了敲讲桌，像平常一样对孩子们说，“坐下，坐下，家长不来谁也不许走！”
李萍没有向赵国琴询问是怎么回事。赵国琴领到了自己的孙女，也没有继续到别的教室报警。
留在一年级教室里的46个孩子，除了1个女孩之外，全部淹死在冰凉的泥水中，其中包括孙磊。
在悲伤和愤怒中
6月13日和14日，沙兰镇里到处都是泥浆，房屋墙壁上记录着不同高程的水痕。人们深情黯淡，在清淤、搜救、卫生和运送物资的车辆溅起的泥水间穿行。每隔10米就会有一、两个警察的身影。来自鸡西的警犬搜救队在泥泞中跋涉，狗看上去很累。至14日，官方公布，仍有18名失踪者未能找到，其中包括10名学生，死亡人数已经增至99人，其中学生95人。沙兰镇一下子失去了将近1/3的孩子。
镇上的群体生态正在改变，怨恨与麻木同时滋长着。普遍地，人们忽视了洪水中出现的英雄行为，更多地注目于人性中的怯懦。
事实上，洪水到来时，当天没有课程的英语教师付娟本来是来接自己的孩子，但是到了4年2班就留了下来，带领孩子们跑出校园。刘喜龙等几位家长在自己的孩子逃生之后，仍旧在帮助别的孩子。据记者事后在教室中目测，当时最高水位已经接近黑板的上沿，至少超过了2米3，成年人同样面临危险。
可惜的是，类似的事例太少了。在一片混乱中，据14日官方公布的死亡和失踪数据判断，至少超过100名孩子死在了他们的同学面前。 失踪学生的家长们已经不相信孩子还有生还的希望。到6月13日，出事的第4天，王德全只吃了一个盒饭。白天他跟随着各个搜救队到处走，疲惫不堪，晚上就合衣睡在救灾帐篷里。他抱有的奢望，就是找到孩子的尸体。“我要看上一眼。”他说。他没哭过，就是觉得恍惚。
杜明月家死了2个孩子，邢云双家死了1个孩子和1个老人，在宁安市殡仪馆，还有一个老人哭诉自己一家就死了3个孩子。她的女儿阻止了记者的进一步询问。家长们一直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不满，在最初一两天内曾经非常激动，到现在他们仍旧怀疑，但在几天之内拿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
孩子们大多深情阴郁，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6月13日下午沙兰镇又下了一场暴雨，宋宁宁吓坏了，拉着母亲往高处跑。孩子们夜里睡觉时会哭，在沙兰中学复课后，放学时不敢往小学的方向看。
仅有的几个例外是那些当天没有去上学，或被家长提前接走的孩子。复课次日放学后，王萌萌和牛新颖跟着奶奶走在街上，无忧无虑的深情和动作使得她们非常显眼。
6月14日下午，高璐璐的奶奶一下子冲过来，抱住王萌萌大哭，越哭越低，最后跪到到街上的稀泥里。“她的孙女跟我的孙女是一个班级。”赵国琴解释说。几个来自牡丹江市的几个支援灾区的女卫生员听了她们的故事，惊叹赵国琴“聪明”“、立了功”，赵国琴骄傲地听着，然后也哭了。
村民们的创伤显然无法估量。在殡仪馆，邢艳敏拿着女儿王颖的照片，大声哭诉：“我的孩子是从泥里拽出来的啊！我的孩子太冤了！”面对本报和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她谴责镇领导、派出所和老师。王颖7岁，也是一年级的学生。
当天下午2点半，镇卫生院的院长解洪权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喊“那边儿水漾桥了！”出去一看，学校的路口已经有白亮亮一片水光，过不去了。他派出卫生员，打电话向上级卫生局汇报。一个小时后，镇政府的电话终于到了，“有人伤亡。”
3点半，第一个孩子被家长抱进卫生院，满身是泥，摸上去冰凉，已经死了。从这时起直到晚上，孩子们被3个、2个地抱进卫生院，病床很快就摆不下了。家长们扫掉桌子上的仪器，把孩子放在上面。到处都是死去的孩子，没地方放，凳子上要摆着一个，小桌子上也要摆上两个。
4点钟左右，有人喊：“解院长，你的孩子进来了。”等救治完这边儿一个抽搐的孩子，解洪权过去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对妻子说，“不行了”。妻子拒绝承认，让卫生员继续抢救，等救援的医务车来了之后，又立刻转到了附近的东京城医院。这是那天下午镇上的女人的特点，总是不承认孩子已经死了。
洪水的到来导致沙兰镇停电，手机也失去了信号。到了晚上，卫生院里点起了蜡烛，四处都是死去的孩子。
刘雨新是一年级的唯一的幸存者，几乎可以称作被命运亲吻了的女孩。她7岁，在洪水淹没了教室之后，跟同学们一起在水里挣扎。奇迹般地，她抓住了暖气片，然后爬上了窗台，在摇晃的水流中没有被冲下来，水曾经淹过头顶也只呛了两口，而且在深抵下颌的水中保持站姿一个小时之久。
当天下午3点多，她的二叔冲进了教室，在水里挑拣小孩。这时他听见刘雨新在上面说：“二叔你扒拉啥呢，我在这儿呢。”在四处漂浮着的小孩尸体中间，在这个大团圆结局中，小女孩镇定自若，二叔却大声地哭起来。
李思怡 2003年6月的某一天
祭李思怡文
任不寐
李思怡，女，3岁，四川省成都人，2003年6月4日到6月21日，因母亲被警察抓走而饿死在自己的家中。
6月4日，李思怡的母亲李桂芳把孩子锁在家中后就到金堂县去偷东西并吸毒，被警方抓捕后送去强制戒毒。当时李桂芳哀求警方通知亲属照顾自己的女儿李思怡，但警方并未采取措施。李桂芳在被收容期间向警察下跪诉说自己有一个三岁的娃娃还锁在家中，乞求放她出去，把娃娃放到亲戚家中再到派出所报到，但警察们拒绝了。6月21日，警方接到举报发现李思怡时，她已经死亡多日。
李思怡生于2000年某月某日，她没有父亲，也没有户口。她生下来似乎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者不为这个世界所容留。这个世界这样大，却没有一个小女孩的容身之地。这个国家这样强大，却不愿意给一个小女孩一张出生证，更不愿意给她一块面包。
小思怡常常挨饿。这母女俩的生活非常窘迫。李桂芳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经常到附近超市或杂货铺偷面包、豆奶，被人抓住了她就哭着求饶。遗憾的是，这次她求饶的对象是警察，是国家，她象一只蚂蚁哀求一只从容下落的巨大脚趾。
小思怡常常被母亲李桂芳锁在家里，她经常站在窗户前往外看。从来不哭闹。她就这样天天趴在窗口，满怀希望地等妈妈给她送吃的回来。福利院拒绝收养她，邻居和亲戚也拒绝收养她。小思怡从那扇窗子里看到的却不是一片漆黑，那里有一片一片的阳光。
可是从2003年6月4日这一天开始，窗口一天一天变得模糊起来了。妈妈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最后，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这些天天气非常热，她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小女孩被关在家中七日，活活渴饿而死。死之前，她曾努力想打开门，门上留下一串细细的血迹……有记者记述说：“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而目睹这一切的，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小思怡抱过多久的，那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绒毛熊。绒毛熊是这个房间里小思怡惟一的伙伴。绒毛熊不会流泪。”
整整17天，这个世界平常地运转着，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挣扎的三岁的小女孩。到6月21日人们发现她时，小思怡倒在门后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烂。当地媒体报道说：经过法医检查，她的小脚已经踢肿了，门后有一块脱落的漆，右手指甲不同程度损伤。喉咙红肿。衣柜被翻，像是找吃的东西，卧室窗户前放有一个小凳子，不过窗户没有开开，案发后，成年人开这个窗户也是很费力。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小心的放在卫生纸里面）的状态，专家认为小女孩生前一直在求生，并慢慢的死去，这种绝望的死比世上任何酷刑都要残忍，并可能晚上受到惊吓，因为根据痕迹，小女孩晚上似乎曾躲在衣柜，“长夜漫漫，无处话凄凉……”
三岁的李思怡从未照过相，邻居说：小思怡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
派出所在李李桂芳的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100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后没有警察去通知她。李桂芳还在被拘捕中，她将来有一天应该记住以下这些名字：
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
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
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实习警校学员穆羽——她直接和间接地向他们哀求过。
世界也应该记住这些名字，他们在家中是普普通通的丈夫和父亲，是非常正常的普通人，更可能还是“好人”。
李思怡回到天国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不配拥有她。这个世界彻底留给了流氓、骗子和罪犯统治，也留下象我这些冷漠的看客接受煎熬。李思怡挣扎在我的世界里，并让那小小的毛毛熊静静地看着我的眼睛。我再没有权利拥有眼泪，我只配拥有羞耻。
李思怡张望的那扇窗口永远打开着。我希望世界允许它永远打开着。从那里人们将看到“先进文化”、“共和国”、“伟大光荣正确”、“人民公仆”、“优秀民族”、“盛世”、“亲民”等等符号在燃烧并嘶喊，他们在那具幼小腐烂的尸体上如蚊虫般丁丁跳舞。那间孩子挣扎的小屋应该保留下来，我呼吁所有被羞耻感灼伤、被恐惧激怒的人们筹集资金卖下那间小屋，它应该保存下来，为李思怡保存下来。那里应该放些水和食物，等孩子夜里从天国回来向母亲哭诉……那个小毛毛熊应该放在那里，静静地看这这个世界如何豪迈地继往开来，如何满脸血污地草长莺飞……
李思怡走了。一个三岁的小姑娘。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垂泪，心魂惧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害了她。国家又一次凯旋了。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找不到为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祷上苍把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并选择一个日子让所有的心灵在那里汇集。我们将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忏悔，然后走向天安门广场，把李思怡在那里高高举起。 李思怡之死把心灵逼迫到一个忍无可忍的境地。香港的烛光又照得我面红耳赤。我在这闷热的黑夜里向挂在夜空的那具小尸体发誓：孩子，我一定接你回家。李思怡是我们时代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她走在我们的前头了，她在那里呼喊，象上帝派来的天使。 李思怡之死开辟了一个时代。李思怡之死必须开辟一个时代。 让我们感同深受的挣扎在今夜，在明晨坚定地跟从。
2003年7月10日星期四
河南
“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省很多地方“发展经济”的口号。
“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GDP增长的历史性飞跃！”——全国人民发展经济的共同方式。
一个“血浆经济”，一个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何其相似！
说得通俗点，都是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共同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致命的问题——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然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和暂时“高速发展”的虚假繁荣，埋下种种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定时炸弹。
近年来，由于河南“爱滋危机”的逐渐曝光，“血浆经济”一词才为公众所知，为社会所关注。
“血浆经济”是指由单采血浆站采供血浆，提供给血制品企业加工，生产出人血丙种球蛋白、人血白蛋白等相关药物，再投放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形成的一个“血”的产业琏。
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省在全国率先发展“血浆经济”，一时间搞得红红火火，财源广进。
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1-2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我们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同时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开阔思路、动动脑筋哪？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我看办血站是条路子，我们就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抓出成效。要内引外联，将国外资金引进过来，我们国家没有艾滋病，血液很干净，外国肯定会要。要将社会上的资金联合起来，要动员全社会办血站。要充分发挥河南人口资源的优势，推动我省卫生系统的改革。”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全省躁动了，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乡村血站建成了。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 00多家“ 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揭开河南爱滋病的血痂》，何爱芳）。
于是，这样一个充满金钱、权利，数不尽的黑色交易的产业，在政府权贵的主导下，形成了，日益兴旺。
处在这个产业琏的最底层，受人盘剥，层层榨取的是那些“我们都是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才出来卖血，靠卖血谋生。拼死去卖血赚来的钱，主要是用于盖房、成家和老人治病。
都是些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去钱最少的……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啊！
而谁又是他们的“恩人”呢？让他们“脱贫致富”的“救星”呢？
是那些结成紧密利益集合体的政府权力和垄断经济集团！
首先，他们说这不是卖血，这是“响应国家号召、社会需要”的“献血”，是“自愿”的捐献行为。
这里面就埋下了潜台词：既然是“自愿”的捐献行为，而非商业交易，那获“捐”的一方就不需要承担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就算因此而出了什么事，那也只能怪自己倒霉，决不能怪“恩人”和“救星”们。
而每人每次卖400毫升而得到的极微薄的85元，也并不是“卖血费”，而是人家施舍的“营养费”。
政府权力和垄断经济集团互相勾结，政府出面号召农民“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说些什么“来回换换血，对身体好些”、“正常人一天可以抽两次”……之类的鬼话。同时，大大小小的“血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血浆，然后再转手倒卖，加工成药品，从中牟取超额利润。最后，双方在各种见不得光的利益分配中实现“双赢”。
而作出最大牺牲的卖血者们却仅仅只得到一点点象征性的施舍！
每月卖两次，就能有170元。在城市里，区区170元能做什么？而对那些穷人们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其次，它们（只能用这个“它们”了，因为它们根本不配为人。）为牟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而不择一切手段，不计任何后果，明目张胆的违规操作：降低供浆员标准（按照规定，年龄超过五十岁以上的不能供血浆，男子体重不得少于50公斤，女子不得少于45公斤，四肢无严重残疾。）、跨区采浆、频采、超采，敲骨吸髓地盘剥这些社会最底层的穷人。
从1998年到2002年，贵州省龙里县单采血浆站使用采浆机采集血浆，原来每人400毫升的采集量提升到每人每次580毫升。但它们却不将多采的血浆量告诉卖血者，仍按每400毫升75元的标准支付卖血者，违法所得450多万元。
更可怕的还远不止于此。
正所谓“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和超额的巨大利益面前，它们任意草菅那些被称作“关天”的穷人们的人命，采血过程中不体检，不化验，消毒不严格，多人共用一个针头，血站经营管理极为混乱。在再加上上级监管形同虚设，任由这样的违规采血大行其是，终于导致了更大的灾难。
《欢迎你到河南爱滋病村》
墓草
你到过河南吗？
你到过河南的爱滋病村吗？
你如果还活着
就应该来参观参观
你爬长城需要买票
你爬泰山需要买票
你到苏杭你到每一个风景点
每一个国家级公园
都需要买票再爬再游再瞧
河南的爱滋病村无人售票
这里的爱滋病人
比北京动物园的动物还多
你只要在中国地图上找到京广线
在驻马店下车后很快就能找到
这里的爱滋病人和美国的爱滋病人不同啊
她们从来没有卖过淫
更没有嫖过妓
他们是靠卖血养儿育女
他们是因为卖血而染上爱滋病
你手中一定潇洒地拿着像机
你会不会和爱滋病婴儿照张合影
你会不会为已经死去的青年农民
捧把冰凉的黄土
你想哭就哭吧
你想骂就骂吧
但你千万别学万延海先生
他把这里的爱滋病机密泄露给外国人
被国家安全局拘留一个月
啊……
河南的爱滋病村欢迎你
你想来就来吧
你不来也没有人骂你
你带着爱来到这里是很容易的
比写入党申请书还容易啊
河南的爱滋病村欢迎你
中国的爱滋病人盼着你
山西
(仅仅一个市的统计)
山西省吕梁市矿难统计
2001年11月15日，交城县坡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3人死亡。
2001年11月22日中阳县乔家沟煤矿后沟配采井发生重大瓦斯爆炸，最终导致27人死亡。
2002年10月23日，中阳县朱家店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4人死亡。
2003年2月16日，离石市王文庄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事故造成11人死亡，3人受伤；
2003年2月22日，交城县后火山村五七煤矿发生断绳跑车事故，14人死亡；
2003年3月22日，孝义市驿马乡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有87人在井下作业，15人生还，其中一人是在事故发生26小时后生还的。72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2004年9月6日 中阳县枝柯镇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当班下井26人，发生事故后，7人自行出井，2人烧伤经矿方自救出井，17人遇难。
2005年3月9日，交城县岭底乡香源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二十八人。该矿为基建井，安全设施设计未经批准。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已下达停止施工的处罚决定，地方政府也多次查封，但该矿矿主无视政府法令，擅自砸锁启封并非法组织施工、生产，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2006年3月18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吕梁市临县胜利煤焦有限公司樊家山坑口掘进工作面掘进过程中发生透水，当班入井人数经过初步核实为58人，事故发生后有30人从回风立井安全出井，28人被困井下。
2006年３月29日下午４时左右，中阳县舍窠煤矿发生瓦斯爆炸，5人死亡11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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